9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，對尚未實現市場化交易的燃煤發(fā)電電量，從明年1月1日起，取消煤電價格聯動機制，將現行標桿上網電價機制，改為“基準價+上下浮動”的市場化機制。表面上，這似乎是國家推進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措施，但是，結合國務院同時規(guī)定明年煤電電價不得上浮的具體要求來看，這項措施似乎并不僅僅是推進改革那么簡單。
眾所周知，最近以來我國煤電企業(yè)普遍效益下滑，經營困難。社會上關于煤電企業(yè)如何走出困局的文章很多。這些輿論基本上反映出了業(yè)內人士的某些訴求。歸結起來，除了要求企業(yè)自身的挖潛增效之外，主要的無非這樣幾條：
一個是要有關部門合理控制煤價的上漲；
二是要通過現有的煤電聯動機制調整電價；
三是希望給予擔負調峰任務的煤電容量電價。
這些煤電企業(yè)脫困的訴求，即便是在筆者這樣的局外人士來看也是非常合理的。然而，本次“煤電價格聯動機制”的調整，把其中最有法律依據、最有可能性的第二條要求給否定了，意味著我國將告別已經實行了15年的煤電聯動機制。
其實，從更高的層面上看，這似乎也是想當然的事情。因為，最近在中美貿易摩擦等國際環(huán)境和經濟下行的壓力下，我國正在停止依靠房地產等基礎建設投資拉動經濟的做法，提倡大力發(fā)展實體經濟。降低工商業(yè)企業(yè)的電價是國家的努力方向之一，去年剛剛降低10%的工商業(yè)電價，今年還要求繼續(xù)再降低10%。
這種情況下，如果再給煤電上調電價，顯然是有困難的。然而，“告別煤電聯動機制”的決定，對于那些處在困局之中的煤電企業(yè)，是不是有點太不近人情了呢？其實不然，在我們一些局外人看來，“告別煤電聯動機制”的做法是非常高明的。因為，我國的煤電企業(yè)還有巨大的降低成本的空間。
以美國為例，我國的工商業(yè)電價比美國高出很多。當然，美國和我國的電價政策不一樣，他們是優(yōu)惠工商業(yè)電價，而對高成本的民用電采用高收費政策。這樣一來，中美兩國的電價，似乎沒有了可比性。但事實上，美國的電價成本，確實比我們要低得多。例如，2015年我國風電裝機已經超過了美國，但由于嚴重的棄風導致我國當年的發(fā)電量，居然還不如美國多。
更要命的是，美國的煤電機組平均壽命在35年左右，而我國只有10年左右，不僅如此，美國原來的煤電機組利用小時普遍都高達7000多，最近，隨著氣電的成本下降和煤電的逐步退出，煤電的利用小時雖有所下降，但也比我們目前還要高不少。這樣一比，我國煤電的固定資產折舊的成本，肯定就要比美國高出很多。
然而，到目前為止，煤電業(yè)內人士似乎都還沒有意識到，我們國家和國外發(fā)電成本過高的差距，主要來自于我們特別熱衷于新建電廠，熱衷于進行各種升級、改造。我們至今不僅對電力企業(yè)的各種改造津津樂道，而且對于繼續(xù)建設已經嚴重過剩的煤電廠也是理直氣壯。然而，對于在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繼續(xù)建設煤電的后果，筆者作為局外人做過一個簡單的估算。即：每投產一臺百萬千瓦的機組，將增加煤電行業(yè)的每年的虧損（或者說是減少利潤）4億元。
因為煤電的產能已經嚴重過剩，增加裝機并不會增加社會用電量。也就是說，這些每千瓦4千元的煤電投資，是不會增加整個行業(yè)的任何收益的。盡管實際當中每座新建的電廠投產后，確實都會從別人的碗里分得一杯羹，但對于整個行業(yè)來說，它其實是不會增加任何收益的。而百萬千瓦機組的投資大約是40億，即使每年的銀行利息按6%計算，再加上25年還本的本金，每年財務支出就要達到10%。這還是我們假定該電廠的壽命可以達到25年（也沒有考慮任何升級、改造），而實際上這個要求電廠平均壽命達到25年，在我國也是難以想象的困難。
2018年我國雖然嚴格控制了新建煤電廠，但仍有3千多萬新投產的煤電機組。也就是說，僅2018年，我國的煤電行業(yè)由于新建電站而增加當年的虧損就達120億以上。事實上，我國煤電產能自2014年起，就已經開始過剩。由于在過剩的產能前提下，我們還不斷地新建電廠，相當于我們每年都要再增加上百億的煤電成本。從2014年到2018年我國新增的煤電裝機約達2億多。保守的估算，在2018年我國煤電行業(yè)僅因（熱衷于新建項目）此一項，而增加當年的虧損就高達800多億。
而目前我們業(yè)內人士對于繼續(xù)新建煤電站的普遍解釋是“我們發(fā)展清潔高效的煤電機組，同時把散煤壓減下來，集中提高用于發(fā)電的煤炭，在整個煤炭消費比重當中，它是一個非常好的路徑”。不過，這種解釋，在我們局外人看來，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：
首先，盡管用電替代散煤的方向是沒錯的，但是，我國當年的散煤替代的難點并不是缺電。到目前為止，我們的“三棄”問題還是十分嚴重，如果能用這些被浪費掉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散煤，豈不是更好嗎？
此外，當前的散煤替代，難點恰恰在于電價太高（如：煤改電，農民無力承擔）。而根據前面的分析，我們知道在目前的情況下，繼續(xù)新建煤電廠，將會大幅度的提高我國的發(fā)電成本，最終提高電價。事實上，在我國煤電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，繼續(xù)新建煤電廠不僅不會增加散煤的替代，反而只會減少。
最近，有位業(yè)內人士在分析當前的煤電困局的文章中說：“多年來，在未來的能源結構中要不要煤電，或煤電扮演什么角色，社會上一直爭論不休，始終未形成共識，煤電前景迷茫。以氣候專家、新能源企業(yè)為代表的一派認為，煤炭污染環(huán)境，能源清潔轉型就像搬新家，不扔掉煤電這些‘舊沙發(fā)’，就不可能買可再生能源這個‘新沙發(fā)’，因為沒空間，我國‘三棄’現象就是煤電規(guī)模過大造成的。以煤炭、煤電企業(yè)為代表的另一派則認為，不能‘妖魔化’煤炭、煤電，我國是富煤國家，煤炭、煤電兩個行業(yè)互相依存、互相影響，‘唇亡齒寒’，關系國計民生。可再生能源不穩(wěn)定、經濟性差，關鍵時刻還得靠煤炭、煤電，而且煤炭正在發(fā)展清潔利用技術、煤電大力實施超低排放改造，還是應該依靠煤炭、發(fā)展煤電?！?/p>
盡管，這篇文章對煤電困局的分析，可以說在業(yè)內得到了高度的認可。但是，筆者作為局外人，則并不認為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記得在2014年前后，中國能源研究會某位專家在一次關于煤電建設的爭論中，就曾明確提出過“十年以后才需要的煤電，我們有必要現在就建設嗎？”的疑問?？梢?，即便是認為中國的將來還是離不開煤電的同志，只要沒有眼前投資驅動和局部利益的沖動，也不會再去糊涂的投資煤電，加劇產能的過剩和整個行業(yè)的困境。同樣，筆者雖然是前一種觀點的堅定支持者，但是，好像也是在2014年左右，筆者就曾在某些公開場合指出“明知道產能過剩繼續(xù)大規(guī)模的建設煤電，最受傷的其實是煤電企業(yè)自己”。今天，這一切似乎都已經得到了證明。不管我們對煤電未來發(fā)展的觀點如何，如果我們當年聽了這位能源專家的建議，能夠尊重一點科學、有一點大局觀，客觀地把十年以后的需要，放到幾年以后再去考慮，2018年我國煤電行業(yè)，至少可以減少成本支出約800億。那樣的話，我們還至于出現全行業(yè)的困境嗎？
從這一點上看，我們只能說“告別煤電聯動機制”這一決定確實是非常高明的。堵住了寄希望于煤電聯動上調電價的路，讓煤電企業(yè)真正找到發(fā)電成本過高的根本原因，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煤電行業(yè)的科學發(fā)展問題。不僅如此，即便是煤電行業(yè)希望脫困的其它兩條渠道（控制煤價和增加容量電價），其實也和我們煤電產能的無序擴張緊密相關。
首先看煤價。
煤價是由市場決定的，目前，我國的散煤用量肯定是下降的，但是電煤的用量卻在增加。這是與國家能源結構調整的方向嚴重不符的。現在國家已經吸取了當年煤炭行業(yè)全行業(yè)虧損的教訓，規(guī)定了煤炭產能要逐年下降的目標。煤炭產能下降，電煤的用量上升，這能不造成煤價的上漲嗎？
因此，也可以客觀地說，煤價的上漲完全是煤電企業(yè)自己“努力”的結果。我國的煤電行業(yè)在電力領域占有絕對的優(yōu)勢地位，這幾年隨著煤電的增長，由于“三棄”問題嚴重，我國水電投資已經大幅度的降低。風電、光伏的發(fā)展也受到很大的局限。目前很多地方對風、光項目上馬的要求是先要有市場?？傊?，行業(yè)內強勢的煤電雖然在同業(yè)競爭中占盡了先機，但卻因為違背了社會發(fā)展的方向，也就必然的推高了煤價，增加了自己的困難。
再看容量電價問題。
一般來說，煤電機組為保障可再生發(fā)電而調峰、備用而運行，給予一定的容量電價，當然是再合理不過的要求了。問題是目前煤電機組在電網中的調峰、備用是被動的，而不是主動的。是因為過去煤電的投資驅動意愿太強烈，建造了遠遠超過現實需要的煤電廠。因此，對于很多煤電企業(yè)來說，能作為備用電源，多少發(fā)一點電，也比完全不讓干活要強。正常來說，在系統中調峰、備用的電源最好是抽水蓄能、水電，其次是氣電。煤電是最不適合作調峰電源的，科學的看不管如何進行改造，煤電的調峰能力都絕對趕不上氣電，更別說水電和抽水蓄能了。
為適應能源轉型，我國最早規(guī)劃的2020年抽水蓄能電站建設目標是1億千瓦，后來“十二五”規(guī)劃調整為6000萬；“十三五”又降到了4000千萬。而實際上到2020年恐怕連4000萬我們也難以達到。為什么會這樣？筆者認為，就是因為煤電的無序發(fā)展已經嚴重的擠壓了我國抽水蓄能的發(fā)展空間。其實，我們最好的能源轉型方式應該是隨著煤電裝機總量的減少，但應保證其利用小時數一直不減。目前，抽水蓄能主要是為煤電服務，保證在役的煤電的長時間基荷運行。未來，隨著煤電機組的減少，抽水蓄能（包括水電）再轉為主要為風、光等間歇性的可再生能源服務，最終實現國家的電力轉型。
但目前，由于我們已經投產了太多的煤電機組，在電網中被動的充當調峰、備用電源，也比完全不能發(fā)電的幸運。在這種被動的充當調峰電源都是一種幸運的情況下，我們怎么去給它容量電價？所有的煤電機組都給，肯定是不可能。但給誰？不給誰？給多少？又是一個理不清的難題。按理說，對于在系統中擔當調峰、備用的機組，確實應該給于一定的容量電價，但目前的現實情況很難操作。因此可見，解決煤電機組容量電價的難處，其實也還是來自于我們的煤電產能嚴重過剩。
前幾天，曾有文章分析“國家電投為什么會是幾大電力中效益最好的”。該文章分析了很多方面，雖然都很有道理。但是，筆者認為還是沒有能指出最重要的那個點，筆者記得，當時的中電投（國家電投前身）是五大電力集團中規(guī)模最小的，因此，在幾大電力集團競爭規(guī)模的時候，中電投最不積極，這也就是造成了今天的國家電投的煤電企業(yè)是幾大電力集團中效益相對較好的。
當前我國煤電行業(yè)的困局似乎有點“旁觀者清，當事者迷”的意味，不知道這次“告別煤電聯動機制”的決定，能否讓煤電同仁警醒，發(fā)現煤電行業(yè)最大的難題，都是來自自己多年來的投資驅動。
不過，由于目前煤電已經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了，即使現在立即暫停新建煤電，控制增量也未必能解決當前的困境?？峙逻€需要想辦法減少存量和降低煤電企業(yè)各種額外的成本（包括停止各種夸大其辭升級、改造）。關于這些問題，如果煤電業(yè)內人士愿意聽，筆者還可以從繼續(xù)旁觀者的角度，進行一些客觀的分析。
